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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世纪日本已出现慰安妇配备为激发官兵斗志

来源:新民晚报 地球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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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6-11-01

▲ 日军侵华期间设立的慰安所

▲ 韩国日军随军性奴隶姜德京的画作《处罚责任者》

   曾经走上侵略战争道路的国家不止日本一个。但在世界近代史上,只有日本军队押解着数十万女性漂洋过海、翻山越岭,逼迫她们为士兵提供性服务,以鼓励士兵在侵略战争中去血腥厮杀。

   这种军队性奴隶制度(日本沿用本国旧称,把军队性奴隶暧昧地称作“慰安妇”),与战时偶发的强奸案完全不同。在军队性奴隶制度下,受侵略国的绝大多数受害妇女是被强逼或欺骗入军,失去人身自由,充当性奴隶的,她们随时可能失去生命。当今世界,也只有日本这一个国家,在主流政治层面,公然为军队性奴隶制度张目。

  传统“性政治”观念

   日本推行军队性奴隶制度,与其社会构造和对“性”的观念有关。

   古代日本奉行一种“性政治”观念,他们并不把“性”仅仅看作一种私人领域的行为,而是从国家的角度把它当成一种公共资源。这从幕府时期以消解敌对力量为目的、以“阉割大名睾丸”的艺妓培养为突出标志的公娼制的建立和推行,到近代国家倡导的对资本原始积累起到巨大作用的海外游娼大潮的掀起,直至侵略战争时期为本国军队配置“慰安妇”的军队性奴隶制度,都可以看出这条因侮辱女性而侮辱人类的可耻观念的明线。

   “慰安妇”作为专有名词,至少在13世纪中期就已经出现,据小野武雄《吉原和岛原》一书的记载,足利将军二代时,为了激发官兵的斗志,就为受命讨伐菊池光武的军队(1359年),每船配备10至20人的“倾城”(妓女),作为“夜晚的慰安妇”。

   到19世纪中叶,那些反幕的勤王志士与游女的特殊关系,已经成了流传后世的浮世经典,例如京都祗园的艺妓君尾舍命救井上馨和木户孝允,以后成了井上的妻子,木户孝允的妻子几松也是追随他反幕生涯的艺妓,西乡隆盛的女友则是名为“阿虎”的艺妓。至于伊藤博文,更是公然宣称“醉卧美人膝,醒握天下权”。他的妻子伊藤梅子本来也是出生于马关的艺妓。维新成功,明治政府迁都东京后,这批政府要员喜欢到东京的新桥游廓(妓院)寻欢,伊藤宠爱其中的艺妓阿仓,为了掩人耳目,便让阿仓到横滨开设茶屋富贵楼,于是这里成了伊藤的别宅。

  二战时性质改变

   日本近代的海外妓女业发展得如此之快,与大量军队长期驻扎海外是有关系的。有军队驻扎之处,就必定有卖春业者建“料亭”(即饭店,有女性服务)为军官服务。“料亭”的作用,就是为军官召开诸如作战谋略、与商社秘密接洽会议时提供类似“待合政治”的场所。

   还有就是赚军队的钱,秉承游廓一贯的与政府紧密结合的传统,日本军队打到哪里,游女屋就服务到哪里,与日本的侵略扩张相伴始终。1908年,日本海外妓女有30791人,这仅仅是政府认可的从业人数,可见这支队伍是多么庞大,无怪乎被研究者称为“娘子军”。学者谷川健一认为,日本的卖春妇作为“娘子军”,起到了“皇军先遣队”的作用。

   日本侵占并经营中国东北时,关东军、“开拓团”、南满铁路像吸血蝙蝠一样吸吮着中国东北的肥田沃野,在大连、旅顺、奉天等地也聚集着大量的日本妓女和游廓街。

   1907年第一任朝鲜统监伊藤博文为实现彻底驾驭朝鲜的目的,推行鸦片、娼妓的发展政策,到处兴建“红灯区”。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后,这一政策实施得更快。侵华战争爆发后,日本便利用战时体制,一鼓作气地推行“朝鲜民族衰亡策”,迫使朝鲜青壮年充当炮灰或苦力,并强征朝鲜未婚女子到日军中从事“特殊任务”,即充当军队性奴隶(即所谓“慰安妇”)。

   “慰安妇”是近代日本武士政治的产物,在二战中随着日本军国主义扩张迅速发展为军队性奴隶制度。

  制度化五大动机

   日本政府和军队实施军队性奴隶制度的动机主要有五个方面。

   第一,为了减少违反军纪的个人强奸行为。

   1938年6月,日军华北方面军参谋长冈部直三郎承认,在驻华日军中发生了大量的掠夺、强奸和放火等行为。日军髙层认为,为了减少违纪事件,只有推行军队性奴隶制度(所谓“慰安妇”制度),以恢复占领地的秩序,也就是牺牲占领地的女性来维护日军的纪律,让慰安所起到防止日军违反军纪的所谓“安全阀”的作用。

   当日军第116师团即将进入湖南宝庆时,后方主任将宪兵队长山田定招去说:“司令部最担心发生强奸的事件,宪兵队长,为预防这种事故,能不能去募集些‘慰安妇’来?”于是抢来一批中国妇女,设立了慰安所。1938年底,日军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说:“现在的兵团,几乎都有‘慰安妇’团随行,似乎成为兵站的一个分队。”这实际上是以整体的、有组织的国家犯罪来替代军人的个人犯罪。

   第二,向官兵提供性服务以稳定军队、安定军心,并使官兵士气高扬,增强战力。

   首先,以军队性奴隶(“慰安妇”)来疏导官兵之间的紧张关系。日本军队因其法西斯性质,内部实行一种绝对的家长制度。新兵时常遭到老兵的殴打,长官更是以欺压士兵为能事。

   这种官兵关系使士兵感情压抑,对军队生活产生厌恶、仇恨心理,这种人性压制的无序发泄便是强奸案的大量发生,以及反抗长官事件的增加等。于是日军上层企图通过推行军队性奴隶制度,把军队性奴隶作为士兵发泄的对象,起到一种“镇静剂”的作用。1939年6月,日军独立炮兵第3联队的《阵中日记》写道:“现在,“慰安妇”增加了,精神上感到很是安慰。”

   其次,日军把军队性奴隶作为奖励官兵的手段,刺激部队的战斗力提升。

   由于日军陷于中国战场的泥潭之中,没有任何休假,也不知何时是归期,导致官兵情绪低下。而且,日军的生活设施也较为简单,毫无乐趣和享受可言。长期的禁欲生活使日本军人积蓄了太多的性能量,因此,军方需要通过提供女性来刺激士兵的士气,使其为军国主义卖命。

   日军前线军官曾反复指出,为了鼓舞士气,必须要解决性问题。1940年陆军省医务局长三木良英在视察关东军后写道:“第一线的生活,一般都不佳,当考虑精神慰安、给养问题。据部队长所说,原因不明的逃亡、犯罪,接连发生,精神低落。”接着说:“土肥原师团长要求派遣慰安团。据说,国境守备队3年间完全没有外出,应该督促爱兵恤士。”从中可以知晓当年日本军界大规模设置慰安所的动机。当战斗白热化时,军官会驱赶军队性奴隶到战壕中 “慰安”士兵,以此激励穷途末路的士兵的战斗热情。因此,日军的后方司令部常常把日本“慰安妇”称作“大和女子SEX特攻队”。

   另外,军方希望用军队性奴隶(“慰安妇”)来抚慰战败或对战争恐惧的士兵。士兵在战场上不知何时就会突然死去,他们普遍带有强烈的恐惧心理,在这种心理的驱使下,他们在战扬上会干出种种暴行。日军高层认为,让士兵与女人亲近,有利于摆脱或缓解这种恐惧心理。

   第三,预防性病的流传。

   即使在日军内部,性病也是不光彩的疾病,军方规定战伤为一等症,内科疾病为二等症,性病是最低的三等症,而且,患了性病就很难被提升重用。

   1917年日军出兵西伯利亚的战争中,性病患者的人数竟比战死的人数还多,究其原因就是强奸当地妇女所致。日军既然不能制止士兵的违纪行为,就只能通过慰安所满足其性要求,并对军队性奴隶实行严格的体检。—般须每周检查,最低限度是一个月检査一次。不合格者绝对禁止接待士兵。同时,日军还通过使用安全套、“星秘膏”等手段来预防性病。

   第四,治安与防谍。

   日军高层担心,如果日军士兵为解决性问题而直接到占领地民间的妓院去,与占领地民众接触,尤其是与当地娼妓接触,容易暴露日军兵力、作战动向,妓女有可能将日军情报转送给中国军队。因此,为了阻止日军官兵的自由活动,设立军队控制的慰安所,强迫妇女“从军”来为军队服务。

   —个日军老兵曾道出心里话:“日本慰安妇可以放心,朝鲜慰安妇也可以放心,她们天天和士兵在一起,不会向敌方泄露情报。之所以不征集中国女性作慰安妇,就是为了防谍。”实际上,由于日本、朝鲜性奴隶的数量仍满足不了日军的需要,于是,就大量强征中国女子为军队性奴隶,并控制其人身自由。

   第五,在中国妇女身上的发泄,对日军士兵具有特别意义。

   战争初期,日军士兵对中国妇女的强奸案迭出,但据说他们不太愿意在慰安所内接触中国妇女。不过当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则出现了明显变化,日军大规模强征中国妇女充当军队性奴隶,据说这样能够抚慰那些因长期战争遭受挫折而产生沮丧情绪的日军官兵。他们在战场上被中国军队打败的心理,在中国妇女身上得到了最有效的“校正”。

   日军情报部一名军官在给陆军本部的文件中指出:惟有中国“慰安妇”能对日军士兵产生这种心理作用,当武士道不能支撑崩溃的士兵时,中国“慰安妇”的肉体却能对恢复士兵必胜的信心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能在中国女人身上得到满足,必将在中国领土上得到满足。

   他建议军方必须更多征用中国女人做“慰安妇”,从精神上到肉体上安慰日本军人,树立他们必胜的信心。因此日本军方首脑反复强调,“军队中的‘慰安妇’,对于鼓舞将士的士气,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武器。”

  为何不敢亮“家丑”

   《产经新闻》曾发表国民来信,认为所有的国家都有难以见人的阴暗面,就像人体有私处一样,所以,家丑不可外扬,像“慰安妇”之类的事,只能悄悄说,不能到处张扬,或者在学校里告诉孩子。再说,军队和性的管理,本来就是令许多国家头痛的事。当时,日本国民对自己国家的军队到底在海外做了什么,对于作为日军性奴隶的“慰安妇”与“妓女”的差别,本来并不十分了解。这也是为什么右翼势力坚决反对在教科书中写进战争暴行的重要原因。

   在日本还有一种认同度比较高的观点,那就是大家应该把过去全忘掉。一个没有经历过战争的35岁日本人给报社来信说,“尽管‘慰安妇’问题是一件与我们这一代人不相干的往事,但是这确实是一个使我们的国家遭受指责的问题……来自于过去的‘慰安妇’问题似乎由韩国粗暴地强加在我们身上,他们要求在国家层次上给他们提供补偿,在我们竭尽全力推动现代化和发展未来社会的时候,‘慰安妇’问题给我们传来了一种受‘精神侵略’的感觉。没有必要再把年轻的一代人拖回到过去的那种关系中。”

   这是一种显而易见的鸵鸟姿态。这部分比较年轻的日本人不知道如何才能卸下先辈给他们带来的沉重的历史负担。他们是这个国家的继承者,但是,一些继承者只想继承财产,不想继承债务。他们一厢情愿地认为一切债务烟消云散了,希望能够在阳光下没有影子地跳舞。

   更有甚者,他们反而认为这些债务是强加给他们的所谓的“精神侵略”,尽管他们知道日本军方对战争负有责任,但是仍认为军队在战争中的魔鬼形象是周边国家塑造出来的,这种形象将在精神上威胁一代又一代的日本人,使他们丧失民族自信心,“当一个国家没有骄傲的时候,会有未来吗?”这是他们非常担心的一个问题。这一心理,后来成为右翼攻击左翼的道歉为“自虐史观”的依据。

   然而,也有正直的日本公民批评不认罪的态度。一名学生说:真正的“精神侵略”是日本没有纠正其过去犯下的错误。前日本律师协会会长土屋公献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政府只有承担了法律责任,才能取信于亚洲及全世界人民。否则,日本将不能恢复名誉,不能与世界人民和平共处,日本人也不能以自己是日本人而感到骄傲。对过去进行清算,大家一起发展经济,我认为这是一条最现实的道路。希望让更多的日本人知道中国的感受。”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 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 苏智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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