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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政府军事行动纪实:出兵外蒙和西伯利亚

来源:人民网 地球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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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6-10-14

   本文摘自《兵进北边》,萨苏著,中国书店出版

   战后中国政府在北方的军事行动纪实

   (1)徐树铮立马库仑

   “购我头颅十万金,真能忌我亦知音”——徐树铮

   中国近代历史上,曾经有一次鲜为人知的军事行动,那就是北洋军阀政府的出兵外蒙和西伯利亚。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苏俄一片混乱,十月革命后,红军节节胜利,俄罗斯远东领土落入无政府状态,原来由俄国支持的外蒙古独立势力也顿失重心。中国北洋政府利用这个有利时机,一方面派遣徐树铮将军出兵西北,伺机收复外蒙古,一方面于1918年决定出兵俄国西伯利亚,参加联合干涉军,屏护三江,并进一步设法收复东北失地。

   外蒙古一路的总指挥是徐树铮将军。

   说起来,那时的中国,虽然积贫积弱,内战不休,但是面对国家大义,依然不乏一腔热血的爱国志士。

   徐树铮,江苏萧县人。秀才出身。北洋军阀皖系名将,文武双全,1905年被保送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回国任段祺瑞部第六镇军事参议及第一军总参谋,是段琪瑞的得力助手。此人风流自赏,豪气干云,曾赋诗曰:“购我头颅十万金,真能忌我亦知音。”张学良对其敬佩有加,称为“上马杀贼,下马露布”。萨的看法,此人乃是周公谨一流,才堪顾曲,但气度狭隘,而单论外蒙一事,乃真正有利于国家社稷。

   徐颇有政治头脑,对孙中山及其领导的革命党素来具有亲近之情。他和北洋老将徐世昌并称“两徐”,徐世昌被称为老徐,而徐树铮被称为小徐。袁世凯称帝时,他力劝段祺瑞抵制,一度被袁免职。1917年他主导策动了张勋赶走黎元洪,事后又讨平张勋的军事行动,时任陆军部次长,积极主张武力统一全国。1911年辛亥革命发生的时候,外蒙古在沙俄的威逼利诱和卖国王公的唆使下,宣布独立,脱离祖国。孙中山、徐树铮等对此都表示强烈的愤怒,报界称为“当时中国唯一决心要不惜一切代价保卫外蒙失土的两个爱国者”。但是当时中国没有能力保卫自己的边疆,所以除了抗议之外只能坐视。到十月革命前夕中国在外蒙的主权几乎丧失殆尽,外蒙已沦为沙俄的殖民地!

   十月革命造成的混乱把外蒙古送回到了中国面前。

   但是,如何在不刺激列强的前提下,依靠有限的力量夺回这片领土呢?这就是北洋政府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实际上,从一战爆发,北洋政府就在考虑利用俄国在远东力量的削弱收复外蒙,具体的执行者就是徐树铮将军。当时,中国宣布参加一战,徐毛遂自荐,编练中国参战军,驻屯西北,他认为,收复外蒙只是个时机的问题,因此名义上准备投入对德作战,实际上随时准备出兵库仑(乌兰巴托)。

   1919年,德国战败,北洋政府将参战军和原徐树铮的西北边防军合编为西北边防军,1919年2月,徐树铮派出一个旅的兵力,在大青山北进行军事演习,并从西北边防军中选拔精锐积极备战,他本人在多伦建立前进指挥所。在中国方面的军事压力之下,以第八世哲布尊丹巴为首的外蒙王公贵族失去了靠山,被迫遣使多伦,表示愿意回归中华祖国。

   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即蒙古活佛,他被称为蒙古国的开创者,实际上大权却从一开始就掌握在苏联顾问手中。他沉于酒色,追求享乐,对国家、民族等概念全无原则,后冯玉祥过库仑曾经准备和他会晤,却发现他身染性病,闭门不出,大权旁落,所有的事务一律交给苏俄人员处理,上演塞北版的“此间乐,不思蜀”。回顾蒙古民族的历史,对此人只有浩叹。他表示“愿意回归中华祖国”,只不过是缓兵之计,根本没有诚意,实际意图首鼠两端,以为得利。因此,北洋政府派都护使陈毅总督——可不是后来的陈毅元帅,到库仑与外蒙王公谈判,经过艰苦努力达成的《改善蒙古未来地位六十三条》(这个艰苦谈判的成果,给了外蒙相当优越的民族自治地位),却遭到外蒙“议会”的否决。

   1919年10月,徐树铮率领中国西北边防军第一师,计步兵二旅,骑兵一团,挥师出塞,向库伦进发,拉开了中国军队收复外蒙的战幕。

   徐树铮是典型的中国传统谋略型将领,外蒙古地域辽阔,中国军队实际上兵力不足,且军械皆来自国外贷款,徐定谋于“柔不可守”“弱者示以强”,虚张声势,效仿孔明增灶,一路上旌旗招展、大肆张扬,自以为能成为左宗棠做收复新疆之第二人,直取库仑。

   库仑当局和战不定,加上中国军队为西北边防军精选的劲旅,因此在路上,蒙古哨卡对这支军队基本不敢抵抗,对于异动者,徐轻袍缓带,于门哥托草原摆下鸿门宴,杀一儆百,从而造成了当地蒙古高层人士的臣服。唯一敢于和中国军队交战的是原俄国顾问变成的白俄股匪,但是他们只是劫掠物资,并无政治目的,因此无法阻挡中国军队的前进。中国骑兵曾经和俄军交手,对所谓哥萨克骑兵的骑术也并不恭维,他们唯一比中国军队厉害的地方是下坡的时候敢于双手放开,依靠双脚控马,依然能够持枪还击。而中国军队只有上坡的时候敢做这个动作。一路上徐树铮记录日记,对在外蒙古看到长城非常诧异,他怀疑是秦代长城的余脉,并认为应该为外蒙古修建公路,加强中华文化教育。但他主要的精力还是在军事上,他认为外蒙威胁西伯利亚交通,苏俄如有机会,必进占我边疆领土,便占领库仑,不得全功,因此随即命令高在田等部队离开主力,攻取买卖城(今恰克图)、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唐努乌梁海等地。因为中国军队进展迅速,俄国方面内乱重重,猝不及防,因此未及做出反应,只能坐视中国军队占领外蒙各要点。

   徐树铮自率主力一旅兵临库伦。1919年11月,徐树铮的部队开进了乌兰巴托,外蒙王公俯首称臣。

   局势初定,徐树铮毫不手软,随即命令陈毅返回内地,否定“六十三条”(陈毅为此后半生牢骚满腹,认为徐夺其功),把外蒙古伪政权的“内阁总理”巴德玛多尔济等“请”到了自己的司令部,对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加以软禁。在威风凛凛的中国军队面前,外蒙古伪政权的高官们顿时没了威风。

   1919年11月17日,历史会永远记住这一天,外蒙古正式上书中华民国大总统徐世昌,呈请废除中俄“蒙”一切条约、协定,至此,蒙古全境重归祖国,尤其是唐努乌梁海,早已被沙俄侵占,也在这时终于回到祖国怀抱,中国的版图在辛亥革命后,此时达到最大的顶点!徐同时向当时的总理段琪瑞和南方的孙中山先生发电述职,孙中山先生收到来电后异常喜悦,不顾国民党内某些人的反对回电庆贺他的大功。

   中国政府随即开始在外蒙古开始实施如引种蔬菜、修建公路、开办银行、创刊日报、加强中华文化教育等一系列有益于当地的事业。外蒙古及唐努乌梁海的回归祖国,应是1919年中国最可庆祝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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