摧毁大清的谣言:政府正在捉拿没有辫子的党人

来源: 人民网 日期:2016-09-25

   革命党人办的《苏报》可称“造谣先锋”,时不时造满清的谣。曾担任该报主编的章士钊在后来写的《疏“皇帝魂”》一文中承认:《苏报》曾伪造电讯和“上谕”,“要之当时凡可以挑拨满汉感情,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既然“无所不用其极”,那么,“京陷帝崩”有之,“袁世凯已被侠士刺死”有之……更离谱的是,《民立报》曾在1911年11月21日的报道中说:有人看见张勋手持人心,在豆腐店买豆腐,以油煎人心,下酒甚乐。北洋军阀虽然面目可憎,但还不至于可憎到明目张胆地以吃人心下酒的离谱地步,如此大胆地造谣传谣实属惊人,已经有点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了。对这种造谣传谣的事,革命党人不认为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而认为是“英雄处事,目的贵坚,手段贵活,目的贵一,手段贵多,有一百目的,不妨有百手段,又不妨百变其手段”。他们把造谣和传谣当成一种反权力的手段,当成革命的“美谈”。

   客观来说,这些谣言有利于煽动民众起来反清,但这毕竟是用一种不文明的手段来反对不文明,是以弄虚作假来达成自己的目的,透露出严重的急功近利心态,反映出革命党缺乏深入民众做思想启蒙的耐心,希望用一次革命来成就政治理想,这就已经决定了革命的手段是“不妨百变”的,但社会最坚实的专制土壤并没有得到改变,这些手段或可收一时之功,终究会贻害无穷,事实证明,由于缺乏坚实的社会基础,革命胜利的果实终究守不住,后来被袁世凯拿走,似乎也证实了这一点。

   即便这样,我们又不能不承认,谣言确实是一种反权力——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谣言直接对掌握、裁决信息的当局发出挑战,用一种非真实的话语要求当局开口说话,用一种强有力的传播来挑战当局的话语公信力和权力合法性,这样就构成对权力的某种制衡,即你不能想沉默就沉默,想发话就发话,信息也需要进行公平的竞争,你在信息的竞争中失败,也会成为输者。这种现象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处处可见,当当局对某一事件(如地震、传染病)讳莫如深,谣言反而纷起,它逼使政府回应事件,公布真相,某种程度上是要打破当局对信息的垄断,否则,民众就只有沉默无声了。

   拿辛亥革命中“清政府正在捉拿没有辫子的革命党人”来说,如果当局像《汉口中西报》所说的那样,站出来表明态度,说是只抓捕惩罚起义领导者,其他人既往不咎,应该可以息谣言以镇人心,而不是闷声不响,跟革命党玩谣言攻心战,谣言或许不会产生,即便产生,也不会致满城仓皇,根本摇动。正是当局隐瞒了信息,小小的谣言的功用才被放大到足以推翻政权的地步。

   但是,在一个专制社会,专制政府怎么可能做得到保障民众的思想言论自由,怎么可能畅通信息传播渠道呢?那样一来的话,岂不是要将“皇帝的新装”大白于天下?自己那一套巩固政权,愚弄民众的把戏就玩不下去了,它必然会处处阻扼谣言的生产和传播,要求民众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这又因为民众的无知和信息渠道不畅而无法做到。这样,在专制之下,谣言永远无可消除,谣言作为一种反权力的武器永远存在,并在适当的时候发挥其巨大威力来。

   如何尽最大可能消除谣言,铲除谣言滋生的土壤,不让谣言变成巨大的社会破坏力?光靠“谣言止于智者”是不够的,因为智者总是社会的少数,大多数人不能准确地靠自己的智慧来辨析真相,唯有靠民主与科学才能止息谣言,因为民主对症专制,科学对症愚昧。专制制造愚昧的事实告诉我们,唯有实行民主,权力得到约束,思想言论自由,信息渠道畅通,社会透明公开,才可能让科学和知识普及民众,而被科学和知识普及的民众才会更加坚定地追求和保护民主。这样,谣言无处藏身,也就走出了谣言如毒瘤一般长在社会身上的怪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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